学 习 与 参 考

2017年第一期（总第139期）

主办：党委宣传部                      2017年3月10日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的实践中，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其核心思想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广大教职工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准确领会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关于教育论述的基本精神、基本要求，准确把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的背景、科学内涵、主要观点和精神实质，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政治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要按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不断增强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的责任感、使命感。

本期目录：

    1.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习近平：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

3.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4.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5.“四个全面”：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高度凝练

 

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016年10月27日）
习近平

    这次全会开得很好。全会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形势，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作出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了各项议程。

　　下面，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就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和做好当前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落实好全会精神，必须更加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全面分析党和国家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综合分析党内、国家、社会以及国际环境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要进行好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建设强。如果党内信念涣散、组织涣散、纪律涣散、作风涣散，那就无法有效应对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也无法克服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最终不仅不能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而且可能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上演霸王别姬的悲剧。这就是党中央反复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必然选择。我们坚持问题导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是抓思想从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着力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坚定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抓管党从严，坚持和落实党的领导，引导全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着力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意识和能力。三是抓执纪从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着力推动全党牢记“五个必须”、防止“七个有之”，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四是抓治吏从严，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破解“四唯”难题，着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优化选人用人环境。五是抓作风从严，坚持以上率下，锲而不舍、扭住不放，着力解决许多过去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动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六是抓反腐从严，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扎紧制度的笼子，特别是清除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腐败分子，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经过几年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这些变化，是全面深刻的变化、影响深远的变化、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这充分表明，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党心民心的。

　　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党员队伍构成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老问题反弹回潮的因素依然存在，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对全面从严治党认识上不到位、思想上不适应、行动上不自觉。全党必须认识到，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们党执政的基础就会动摇和瓦解；同样，如果我们让已经初步解决的问题反弹回潮、故态复发，那就会失信于民，我们党就会面临更大的危险。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问题面前束手无策，解决问题虎头蛇尾。正所谓“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所以，全党 一定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当今世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严峻。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各种各样的“拦路虎”、“绊脚石”。在这样的国内外形势下，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我们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全方位用劲，也需要重点发力。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就是重点发力的抓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只有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才能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制度保障。全会通过的准则、条例内在统一、相辅相成，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法规保障。

　　二、全面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特征，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长期实践证明，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是纯洁党风的“净化器”。

　　“绳墨之起，为不直也。”这次全会抓住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这两个问题，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不仅经济上贪婪、生活上腐化，而且政治上野心膨胀，大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等政治阴谋活动。他们在政治上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引起我深入思考。3年多来，我多次强调要从政治上认识和抓好全面从严治党。

　　2012年，11月16日，我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就强调：“大家要带头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懂规矩，守纪律”。11月20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的文章，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规定，敢于坚持原则，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带头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

　　2013年，1月22日，我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讲到：“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6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对照检查中央八项规定落实情况，讨论研究深化改进作风举措，我在会上强调：“我们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章，自觉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办事，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约束，决不允许任何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首先要做到。”

　　2014年，10月8日，我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讲：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10月23日，我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到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时强调：“一些人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了自己的所谓仕途，为了自己的所谓影响力，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搞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如此等等。有的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胆大妄为的地步！而这些问题往往没有引起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组织的注意，发现了问题也没有上升到党纪国法高度来认识和处理。这是不对的，必须加以纠正。”这就是“七个有之”，我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

　　2015年，1月13日，我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 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这就是我讲的“五个必须”。10月29日，我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现在，确实需要修复政治生态，把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大大恢复和发扬起来。在这方面，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带好头、做好表率。”

　　2016年，7月1日，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要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这几年来，我反复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党的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和党群干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首先从政治上把全面从严治党抓紧抓好。

　　这次全会通过的准则，既是党章规定和要求的具体化，也是近年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形成的一系列规定和举措的系统化。准则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12个方面作出规定，既指出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既有治标举措，也有治本方略。准则管不管用，关键看能不能执行到位。

　　第一，抓好思想教育这个根本。“欲事立，须是心立。”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根子还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出现了松动。理想信念，源自坚守，成于磨砺。要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毫不放松加强党性教育，持之以恒加强道德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守真理、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规矩，明大德、严公德、守私德，重品行、正操守、养心性，做到以信念、人格、实干立身。

　　党内政治生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是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第二，抓好严明纪律这个关键。“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纪律严明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要强化党内制度约束，扎紧制度的笼子。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自觉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坚守政治信仰、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

　　要坚持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坚决查处各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防止出现“破窗效应”。要按照准则精神，对现有制度规范进行梳理，该修订的修订，该补充的补充，该新建的新建，让党内政治生活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各级党组织都负有执行纪律和规矩的主体责任，要强化监督问责，对责任落实不力的坚决追究责任，推动管党治党不断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

　　第三，抓好选人用人这个导向。选人用人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风向标，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对政治生活危害最烈，端正用人导向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治本之策。要落实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关、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真正让忠诚干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奋发有为、锐意改革、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让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受惩戒。要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使用人风气更加清朗，坚决纠正“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以用人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要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解决“重选轻管”问题。同时，要抓紧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引导广大干部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奋发有为、敢于担当。

　　第四，用好组织生活这个经常性手段。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组织生活密切相关。要认真落实“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民主评议党员、谈心谈话等制度，加强经常性教育、管理、监督。要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和效果。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领导干部要带头，班子要作表率，在党内营造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坚决克服文过饰非、知错不改等错误倾向。

　　第五，抓住继承和创新这两个关键环节。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党内政治生活的光荣传统，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同时，我们要立足新的实际，不断从内容、形式、载体、方法、手段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创新，善于以新的经验指导新的实践，更好发挥党内政治生活的作用，努力在全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贯彻落实准则，关键看是否有效解决了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准则对照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解剖，向顽瘴痼疾开刀。一方面，要注重解决那些量大面广、表现突出的问题，诸如工作中搞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和自由主义、分散主义问题，作风上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问题，有纪不依、执纪不严、违纪不究问题，不思进取、不敢担当、庸懒无为问题，等等。这类问题，群众看得真切，界限尺度比较明确，重在严格执行制度，加强刚性约束。另一方面，要着力解决政治性强、破坏力大的问题，诸如在重大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不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问题，对党不忠诚老实、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做“两面人”问题，选人用人上任人唯亲、任人唯利和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问题，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政治野心膨胀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往往隐蔽性强，不到关键时刻难以暴露，重在确立判断标准，及时查处典型，形成有效机制。

　　党内政治生活因素复杂，具体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问题各不相同。直面问题是勇气，解决问题是水平。要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难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攻克什么问题，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要综合分析、举一反三，使每项措施、每次努力都有利于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利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三、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

　　这次全会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是新形势下加强党内监督的顶层设计，是规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法规，必须抓好贯彻执行，使其成为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行为的硬约束。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课题，党的八大规定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现在我们不断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目的都是形成科学管用的防错纠错机制，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监督下级怕丢“选票”，监督同级怕伤“和气”，监督上级怕穿“小鞋”。在不少地方和部门，党内监督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了一句口号。党内监督缺位，必然导致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全党要深刻认识到，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生命之源，要不断增强向体内病灶开刀的自觉性，使积极开展监督、主动接受监督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

　　党内监督是全党的任务，党委（党组）负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党委常委会委员（党组成员）和党委委员在职责范围内履行监督职责。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把责任扛在肩上，做到知责、尽责、负责，敢抓敢管，勇于监督。党内监督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立足于小、立足于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进行约谈函询、诫勉谈话，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分析这些年来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都有一个量变到质变、小节到大错的过程。如果在刚发现问题时组织就及时拉一把，一些干部也不至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党组织要多了解党员、干部日常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的反映，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把党内监督体现在时时处处事事上，敦促党员、干部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全党同志要习惯于在同志间相互提醒和督促中修正错误、共同进步。

　　各级纪委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要把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放在首位，加强对所辖范围内遵守党章党规党纪情况的监督，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要落实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加强对派驻纪检组工作的领导，督促被监督单位党组织和派驻纪检组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党的工作部门是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在不同领域的载体和抓手，也要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内监督工作，既加强对本机关本单位的内部监督，又强化对本系统的日常监督。出现问题要及时了解处置，不能都等着党委、纪委去处理。只要我们把上上下下、条条块块都抓起来，就能织密党内监督之网。

　　党员民主监督是党内监督的基本方式。党员的民主监督不仅是权利，更是不容推卸的义务，是对党应尽的责任。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要加强对党的领导干部的监督，督促其正常参加组织生活、履行党员义务。在党的会议上，党员要勇于对违反党章党规的行为提出意见，有根据地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负责地向党反映党的任何组织和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各级党组织要保障党员知情权和监督权，鼓励和支持党员在党内监督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干扰妨碍监督、打击报复监督的人要依纪严肃处理。

　　党内监督在党和国家各种监督形式中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但如果不同有关国家机关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就不能形成监督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这既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自信。要支持人民政协依照章程进行民主监督，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鼓励党外人士讲真话、进诤言。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对违规违纪典型问题严肃处理，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要加强舆论监督，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曝光剖析，发挥警示作用，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四、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人不率则不从，身不先则不信。”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这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执掌重要权力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发挥示范作用的特殊职责所要求的。

　　我们党历来重视抓好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发挥高级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1938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989年，邓小平同志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 中央委员会成员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关键时刻，贯彻重大决策，更应坚定不移，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高级干部都坚持这样做了，党就能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强大的战斗力”。胡锦涛同志也说：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加强廉洁自律，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真正做到自重、 自省、 自警、 自励，真正做到干干净净办事、堂堂正正做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中央委员会要自觉做坚定理想信念的表率、 自觉做认真学习实践的表率、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自觉做弘扬优良作风的表率，强调高级干部要对党忠诚、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守住纪律底线，为全党作出表率。

　　这些年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存在的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有市场经济大环境的因素，有党的队伍不断发生深刻变化的因素，但一些高级干部发生的问题往往是所在地方和单位各种问题滋生蔓延的主要导因。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了近200名高级干部，其中不乏省委书记、省长、部长、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特别是有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曾经位居高职的人，给我们党的形象和威信造成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无论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还是贯彻准则、条例，都要突出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这就是我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所说的： “大家要清醒认识高级干部岗位对党和国家的特殊重要性， 自觉按党提出的标准要求自己、磨练自己、提高自己。职位越高，越要夙兴夜寐工作，越要毫无私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党和人民，越要按规则正确用权、谨慎用权、干净用权，越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守，扎扎实实改造主观世界，诚心诚意接受监督帮助，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干部。”

　　全会通过的准则、条例都突出了高级干部这个重点，对高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可以说，这是两部党内法规的鲜明特色。下一步，党中央还打算制定一个高级干部贯彻落实准则的实施意见，把一些原则性要求进一步具体化。

　　高级干部要清醒认识自己岗位的特殊重要性，增强自律意识、标杆意识、表率意识，模范遵守党章。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同时，要认真履行管党治党责任，在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各个环节敢抓敢管，做到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能及时发现，发现的问题能及时有效解决。对高级干部，要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提醒、批评、纠正、处理，切不可一任了之、不管不问，切不可掩盖问题、护短遮丑，切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领导干部中，发挥好“一把手”在贯彻落实准则、条例上的示范表率作用，对管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强对“一把手”教育的针对性、管理的经常性、监督的有效性，促使各级“一把手”带头遵守党章党规和宪法法律，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断增强党性修养，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在高级干部中，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组成人员首当其责。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必须保持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必须坚决捍卫和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决听从党中央号令、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加强道德修养、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必须持之以恒反对“四风”，必须坚决同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作斗争，必须注重家风建设、教育管理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必须诚恳接受各方面监督。我们要从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建设好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我们这个层面的党内政治生活、党内监督搞好，以令人信服的表率作用，推动全党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来源：求是网

 

 

习近平：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月4日下午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听取意见和建议。他强调，伟大的事业，决定了我们更加需要知识和知识分子，更加需要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刻苦钻研，勤奋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看望和讨论。

　　联组会上，姚爱兴、何维、武维华、赵丽宏、曲凤宏、印红、郑福田、周健民、周锋等9位委员，围绕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壮大全科医生队伍、加快农业补贴政策体系改革、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重视健康扶贫工作、推进基础教育减负提质、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重大工程建设须坚守科学之道等问题作了发言。

　　习近平在听取发言后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来看望全国政协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的委员，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感到非常高兴。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在座各位委员，向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向广大政协委员，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一年来，我们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坚实步伐，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展现新的局面，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增长继续居于世界前列，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中共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凝结着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以及在座各位委员的心血和智慧。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有的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

　　习近平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社会氛围。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做知识分子的挚友、诤友。要充分信任知识分子，重要工作和重大决策要征求知识分子意见和建议。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积极采纳。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要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创造更好条件，加快形成有利于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遵循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让知识分子把更多精力集中于本职工作，把自己的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

　　习近平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坚持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人民至上，始终胸怀大局、心有大我，始终坚守正道、追求真理，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日常生活做起，身体力行带动全社会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希望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创新发展实践，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不断增加知识积累，不断强化创新意识，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不断攀登创新高峰。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妥善应对、合力攻坚。大家要紧扣“十三五”规划实施和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就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深度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强调，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其省级组织要进行换届，各民主党派要搞好政治交接，努力换出新干劲、换出新气象。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秉持共同理想、坚持共同奋斗，汇聚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合力。只要我们始终把13亿多中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合在一起，我们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

杜青林、严隽琪、陈竺、韩启德、罗富和、张庆黎、刘晓峰等参加联组会。

——来源：新华网

 

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

作者：李培林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重大任务。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这为我们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形成

经过几十年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和社会治理的制度建设，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一套社会治理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社会治理的“四梁八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基本形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社会治理创新的力度，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提高防范社会风险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好转，人民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稳步上升。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是机械复制传统模式，而是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要求，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要求新部署，取得明显成效。一是提出了建设平安中国的社会治理总目标，要求把建设平安中国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来谋划，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确保改革和发展在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中进行。二是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促进政府和社会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努力实现社会善治。三是形成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治理方式，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四是形成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五是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

二、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新挑战

当前，国际格局、国内发展、社会变迁、科技革命、群众需求等各个方面的新情况，都对我国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

从国际格局看，世界格局正经历大变革大调整。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区域冲突时有发生，西方社会正经历各种“认同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社会民粹主义等，都在以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我国社会治理产生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社会治理工作的主动性，统筹运用国内国际资源，主动适应国际格局新变化。

从国内发展看，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由于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及保民生任务繁重，全面深化改革深刻触及既有利益格局，这些新情况要求我们把社会治理摆到经济发展大局中来谋划，推动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各类社会风险。

从社会变迁看，我国社会发展出现新态势。一是新型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对进城农民工市民化和流动人口管理提出新要求；二是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对去产能产业职工安置、以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和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就业都产生重要影响；三是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分化，产生各种新阶层、新群体，利益格局呈现复杂化、多样化；四是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新挑战；五是大众消费时代的“拜金主义”“福利主义”等倾向显现，一旦出现经济紧缩，极易产生社会满意度下降和相对剥夺感。这些新态势要求我们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

从科技革命看，互联网成为社会治理重要领域。互联网是当今时代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其迅猛发展使网络社会中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更加多元，各种社会思潮通过网络快速传播，各种社会情绪通过网络发泄，各种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利益诉求通过网络表达，各种虚假信息、诈骗信息、色情贩毒信息、非法集资信息、贩卖违禁商品信息也依靠网络传播，网络舆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网络社会，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从群众需求看，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对经济发展、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方面的要求更加迫切。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治理中把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三、完善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的必要举措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遵循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必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讲话精神，采取必要举措，着力从五个方面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完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良法与善治相结合。纲举方能目张，树立科学治理理念是准确把握变革方向的前提。善治是法治的目标，法治是实现善治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是对传统社会治理思想的反思和超越，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德法兼治。要致力于提高全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加强法律法规刚性约束，制定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要求、反映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良法，坚持依法治国、依规办事，树立底线、红线、高压线意识，打破潜规则，营造新风尚。

完善社会治理主体和职能，形成一元主导、多方参与的合作共治格局。由“政府管理”到“合作共治”是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组织和主导，吸纳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除了党和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外，还包含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方面有序参与的治理主体。针对目前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并存的现象，要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服务监管，推动政府由审批管控型向服务监管型转变。以开放性架构、社会机制、市场机制吸纳社会力量，将大量的社会性事务和服务性功能交由社会组织和社会大众来承担，形成多样化治理模式，破解社会治理难题，努力实现社会共治。积极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加快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引导和强调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注重发挥人民团体和行业协会在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发展壮大承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推动加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健全以群众自治组织为主体、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把城乡社区建设成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

完善社会治理目标和任务，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必须加快社会治理领域立法，适时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科学完备的社会治理法律体系。要总结行政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实践，形成高效的社会治理法治体系。要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公民理性合法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完善网络民意收集机制、协商互动机制，努力凝聚社会共识，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水平。要注重科技创新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提高社会治理的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发挥网络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让社会治理更加精确、更加有效、更加快速，不断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社会风险的能力。

完善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把专项治理与“四个治理”有效结合起来。在当前面临各种新型社会风险、社会问题的背景下，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社会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应当立足社会治理的全局，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坚持行之有效的专项治理，对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恶性事件进行集中治理，力争在短时间内取得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坚持综合治理，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强化道德约束，解决社会问题；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把专项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实现互为配合互为保障，既治标又治本，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指明了方向。

完善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系，落实社会治理领导责任制。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是当前社会治理实践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完善社会治理考评体系，必须加快建立社会治理指标体系与考核评价标准。完善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系应从治理主体、治理能力、治理过程、治理绩效等几个方面入手，构建社会治理考核导向正确、富有效率的评价体系，实现社会治理工作评价“纵到底、横到边、全覆盖、无盲点”。各级政府必须重视社会治理，统筹全局，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落到实处，落到基层。要注重应用社会治理考评结果的导向功能、规范功能和推动功能，来导引、规范、监督、推动社会治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切实肩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遵循客观规律，立足已有治理体系，加强顶层设计，注重联动融合，应对社会治理新挑战。要采取具体措施创新社会治理理念、主体和职能、目标任务、方式方法、考核评价五大体系，努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为建设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平安中国而努力奋斗。（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

——来源：共产党员网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作者：王岩  竟辉

2017年首访期间，习近平同志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时再次昭告全世界：“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之后不久，在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全球治理、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是为增进人类福祉、维护世界和平指明的前进方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世界情怀和责任担当。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和南北差距拉大等世界性发展难题，面对的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和全球发展失衡等经济社会发展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唯有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才有可能使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获得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验与启示，必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起到引领作用。深度发掘新发展理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对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实现共赢共享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创新发展激发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生动力

从本源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核心价值，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制度，站在全人类命运的角度提出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一种构想，其本质在于推动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创新正在成为被广泛认可的全球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创新环境与创新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创新全球化和多极化日益凸显的同时，全球经济增长对科技创新依赖度也大幅提高；在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创新局面仍将持续的同时，中国对全球创新格局的变化也在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创新日益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发展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格局正在悄然出现。

特别是面对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现实境况，世界各国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唯有通过创新，才能突破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唯有依靠创新，才能为全球经济开辟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源。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要向创新要动力。以创新发展为重要抓手，强化创新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着力推进世界各国在科技、人才和政策等方面的创新，在培育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和打造全球经济增长新模式的同时，不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科技支撑、智力支持和政策保障。

首先，崇尚科技创新。就是要改变以往那种单纯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发展方式，在深入研究和解决经济与产业发展所遇科技难题中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就是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一“牛鼻子”，发挥科技创新的辐射连带效应，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生业态，不断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发展方式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努力实现全球经济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

其次，重视人才创新。其内在要求是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技术过硬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基于人才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世界各国对内应着力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优待人才，对外应有效推进彼此之间的人文交流与人才交往，实现人才跨区域跨国界的合理流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再次，善于政策创新。旨在解决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外交等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宏观政策与微观政策的双重创新来化解影响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风险，引领人类走出发展困境。这就要求建立健全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把世界各国实施创新政策的力量汇集一处，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定行动计划和提供机制保障。

二、协调发展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境界

注重协调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作为一个动态平衡结构和自我反馈系统，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复合性、依存性等特点，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统一是确保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平衡仪和稳定器。这就意味着，解决好全球发展失衡问题和增强全球发展的整体性、均衡性、协同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当今时代，随着人类利益彼此依存程度的空前加深，构建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协调合作已是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只有坚持协调发展，兼顾本国和他国利益，统筹当前与长远利益，才能够在不断处理深层次矛盾问题中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要达到的和谐境界。

首先，要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长期存在与持续扩大，广大落后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边缘化处境尤为明显，地球村贫富悬殊加剧。同时，南北差距所导致的国际社会分配不公和普遍贫困也为恐怖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社会土壤，威胁着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因此，消除南北差距、促进南北协调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条件。这一方面需要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实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协商谈判与合法斗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

其次，增进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协商。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荣损相依的时代，尤其在事关影响世界和平发展进程的全球问题方面，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不论人们身处何国、信仰何如、是否愿意，实际上已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因而，世界各国应搁置争议，秉承合作理念，发扬伙伴精神，在涉及全球性的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为建设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谐的世界，提供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更多的公共产品。

再次，构建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现代民族国家都是世界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以国家大小、强弱、贫富作为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依据；任何一个国家在享有促进本国发展权利的同时，都应该尽到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的相应义务。在现实交往中，世界各国要真诚相处、平等相待，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发展权益的基础上，谋求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现时期，要破除个别发达国家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旧习惯，国际社会应切实加强联合，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三、绿色发展奠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底蕴

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生命共同体”。作为自然存在物，人类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保障。追求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共荣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与自然积极互动、不断交往的演进史。然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社会现代化实践，在创造丰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当前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与生态系统的失调，已严重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倡导绿色发展，既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永续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世界各国迫切需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全球生态体系。一方面，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自然的外部对立折射出的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内部对抗，如今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对抗的显现。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以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地开发、掠夺为代价攫取剩余价值。无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其结果必然是生态环境遭致破坏，以致诱发生态危机。

显然，资本逻辑主导的资产阶级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反自然性和逆生态性。在后工业化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要自觉摒弃资产阶级反自然逆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坚决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勇于通过优化生产生活方式开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新路。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的经济体系，着力打造生态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积极培育绿色节约的生活方式，着力推进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付诸实践，进而引导人们在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中提升绿色发展能力。

另一方面，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作，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创设绿色发展国际环境、建设人类绿色家园，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当前，各方要认真落实《罗马宣言》《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文件精神，平衡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促进人类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审视完善全球生态治理顶层设计和创新全球生态治理体制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另外，各国还应自觉秉持并践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对内主动承担生态责任，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对外积极搭建区域性、国家间生态治理互动平台，通过国际合作建立健全公正合理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四、开放发展勾勒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态势

开放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开放发展已成为促进全球经贸、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必由之路。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闭关自守无异于自我孤立，开放发展才是人间正道。而作为一个开放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呈现的世界情怀和全球视野，一方面反映了世界历史面向开放发展的必然态势，另一方面要求世界各国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开放发展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共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凝聚着最大价值共识。可以说，开放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抉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以开放发展为导向。

开放发展的基本态势决定了必须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视角考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经济全球化加深了人类彼此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是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的润滑剂和催化器，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运动过程。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竭力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人为设置贸易壁垒的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各国要克服全球化恐惧症，勇于做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推动者，在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与引导经济全球化走向的过程中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同向发力，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添活力。

必须认识到，融入世界经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各国经济要发展，世界经济要增长，就要敢于迈向经济全球化、实施开放发展战略。这就要求世界各国不仅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努力促进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再平衡，实现全球经济联动增长；而且要坚定在开放中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引领世界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实现世界经济整体增长，进而构建最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另外，开放发展的根本导向还取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有的精神状态。人类精神世界的崇高追求是通达命运共同体的本源。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上的表达形式，其思想精髓就在于向世人揭示了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而这种生存状态正是从精神层面凸显出人类必然走向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自觉与自信。当前，我们厚植开放发展，就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合作共赢的信念重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自觉和自信，通过开放发展所释放的精神力量，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五、共享发展呈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

共享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特征与价值旨归。发展的目的在于造福人民。然而，新世纪以来，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矛盾的激化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对此，提升全球发展的均衡性、公平性、普惠性，才是改善人类现实生存境遇的应然之举和根本之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作为一项造福全人类的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使命，世界各国人民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寻求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和发展成果的共享，使世界建设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真正实现共赢共享。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就要“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使共享发展为增进人类福祉、维护世界和平奠定理论基础。共享发展至少包含了四个层面。

首先，全民共享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目标的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需求、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人民中汇集发展动力、分享发展成果。当前，人类社会依然面临着贫困的侵扰，全球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为此，世界各国要承担起消灭贫穷的职责，坚守共同富裕的方向，联合起来推进全球减贫事业，争取全球至2030年实现零贫困。

其次，全面共享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目标的关键。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众的组合，其一切有益成果都不应该由个别国家或少数民众操纵、享有，而应兼顾不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诉求与合理关切，让所有国家和人民在命运共同体中拥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当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简单地停留于物质生活的丰盈，其对精神生活的无限追求更能体现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真谛。精神成果的共享自然成为全面共享的更高要求。

再次，共建共享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目标的保障。习近平同志指出：“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物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只有在共建中才能实现共享。这是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困难与挑战都是全球性质的，需要各国凭借各自优势和潜能携起手来一起应对。

最后，渐次共享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目标的途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渐次的过程，既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无论是从受益群体还是从延伸区域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遵循个别到一般、局部到整体的规律，逐步推进全球发展成果的全民化和均等化。而在推进过程中，还应重点突出当今世界大国强国的责任担当与示范作用，使其成为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共享全球发展成果的驱动者与领跑者。

（王岩：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盐城师范学院基地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竟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共产党员网

 

“四个全面”：中国道路、中国理论、 中国制度的高度凝练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杜飞进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理论品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的开辟与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的形成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即“中国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历史、现实、未来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从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下简称“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进行了高度概括和高度凝练，是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

　　“四个全面”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科学总结

　　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致力于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探索和实践，是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科学总结。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一步彰显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价值取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为实现这一价值取向，我们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作出了科学总结和全新概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出发点、落脚点和归宿，贯穿这一科学战略布局的整体进程和各个环节，以新视野、新概括、新思路，进一步彰显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核心价值取向。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展开，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动力源泉。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当前，中国处于黄金发展期，同时也正处于矛盾凸显期。习近平同志指出，解决我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必须深化改革开放。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一规律性认识。全面深化改革不仅是这一科学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贯穿其他三个“全面”之中：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必须依靠改革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在立法、执法、司法各个环节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通过改革实现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和贯彻，表明改革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现代化的基本共性，进一步突出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主题主线。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现代化不仅是目标指向，而且是一以贯之的现实主题：“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标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依据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期的时代特征，其目标就是紧紧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节点和基础环节；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从严治党，则致力于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制度保障、组织保障。从这个角度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突出和丰富了现代化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主线。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标明了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本质特征。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中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持续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我们党面临“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是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顺利攻坚克难、应对“考验”与“危险”的重大战略布局。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统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艰巨繁重的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正确方向、形成强大合力。这一重要论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凸显。

　　“四个全面”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现实展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这一大背景下提出的，回应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现实展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明确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任务和主攻方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具有承前启后的关键意义，对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至关重要，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建构与发展的重大现实课题。正因如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围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决不能让一个苏区老区掉队”；强调“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强调“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强调“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强调大力促进“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开拓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等等。这一系列重要论断及其精神，已成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建构和展开的基本理念，体现在这一战略布局的各项举措和各项安排之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实践遵循。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系统部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体制机制改革，明确了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着力点。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了周密论证、系统部署，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基层民主发展，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以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为抓手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以政府主导、协同共治为基本理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等等。这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标准，以发展为旨归，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现实展开的基本着力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新五化”协同的发展战略，明确了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的现实路径。制度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是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现实展开的紧要环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突出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国家制度现代化，着眼于建立一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对完善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进行系统设计；围绕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现代化，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入手，对提高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作出了周密安排；尤其是强调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核心意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全面部署。与此同时，还着眼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老四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新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战略基础上，提出了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的“新五化”发展战略。这一系列决策部署，对不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突出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明确了新形势下坚持和改进党的领导的总抓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现实展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这同时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习近平同志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战略目标，以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三大战略举措，对充分发挥党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全面提高党的治国理政水平和应对风险考验能力、进一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作出顶层设计。这一科学战略布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注重教育和制度双管齐下、同向发力；坚持建章立制和执行落实有机统一，既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又强调守纪律守规矩；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既强调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又强调全党动手、全党参与。这一系列的科学理念和具体举措，为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推升党应对风险考验的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个全面”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历史、现实、未来的三重指向，不仅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而且是当前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更是面向未来的长远规划，为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决胜、加快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明确指引。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倒计时，任务紧迫、时不我待。“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既有顶层设计，又有具体安排；既标明了路线图，又列出了时间表，是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科学战略布局。据测算，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保持7%左右的经济增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形势，就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全面部署，就建设创新型国家、制造业强国等作出长远规划。同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谋划全盘、整体推进的基础上，注重补齐“短板”、强化“短腿”，面向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作出了一系列扶贫攻坚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系列的科学决策和规划，不但是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遵循，而且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科学指引。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不断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提供了明确指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总体规划入手，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作出统筹设计，对增强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的系统性、耦合性、关联性作出科学安排；从提高国家制度执行力着眼，科学确立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从而使全面深化改革既大处着眼、确保“立治有体”，又小处着手、确保“施治有序”。这一系列的决策部署正在全面落实和推进，有的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据统计，在被视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项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着眼未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和举措将持续得到有效落实，中国改革开放将不断展现新面貌、取得新成效。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明确指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深入思考、总体设计、系统部署。这一科学战略部署的推进，必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同时，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将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环节和关键领域实现系统升级、形成联动效应，从而不断夯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践基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全面从严治党、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提供了明确指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建构和展开，贯穿着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和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八项规定”为抓手，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反腐倡廉为动力，形成和完善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坚持不懈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重申和坚决执行党的纪律、政治规矩，丰富和完善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举措，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局面。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举措的深入落实，党的作风、形象、能力、水平将得到全面改善和提升，我们党一定能继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取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胜利，不断开辟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丰富发展的新境界。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