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人们往往把“文化法制”当作“法治文化”概念来使用，混淆了两者的区别，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推进。

第一，“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

事实上，法治文化是不能等同于文化法制的，它们是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正如企业文化不同于文化企业一样。法治文化是由法治的精神文明成果、制度文明成果和社会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而文化法制则是一个国家有关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体制、文化权利、文化活动、文化教育等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在现代法治社会中，文化法制是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在传统专制社会中，文化法制往往成为人治文化、专制文化、神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的侧重点有很大区别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从人治到法制，再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法制”改为“法治”，这意义重大的一字之改，用了20年的时间。

法治文化的重点在于“文化”，主要从文化意义、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等方面来研究和解释国家法治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等基本问题。法治文化概念下的“文化”，主要是一种视角、方法和侧重点，是把法治现象置于文化学而非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研究；而法治文化概念下的“法治”，主要是一种从文化学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有法治的地方，就有或者应当有法治文化），假如法治这个对象不变，但由于观察它的学科视角和研究它的学科方法的不同（如政治学关注政治统治及其合法性，经济学关注产权关系和经济效益，社会学关注阶层划分和社会矛盾），却可能得出不同的看法甚至全新的认识。

文化法制的重点在于“法制”，是以文化建设为中心并为之服务的法制，主要强调文化法制与经济法制、政治法制、社会法制、军事法制、行政法制、环境法制等领域法制建设的区别与联系，着重从法制的角度来研究解决文化建设中的政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保障等问题。例如，我国的文化法制建设，就是要从法律上确立国家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确定各类文化主体的性质、地位和功能，确定各类文化活动的原则、制度和规则，确定各类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消费和服务的体制机制，确定国家对文化活动的管理、规范和引导，调整文化权利义务关系；就是要在法制轨道上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三，“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的价值取向不同

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专制文化、神治文化等相对立或者相区别的文化范式。在价值取向上，它强调民主而否定专制，强调平等而否定特权，强调监督制衡而否定集权独裁，崇尚自觉守法而否定违法犯罪，等等。

文化法制是一个与经济法制、政治法制、社会法制、行政法制等相区别的法制领域，这些法制领域的价值取向是共同的，但与法治文化的价值取向相比，文化法制不一定必然地排斥人治、否定特权、制约权力、维护民主和保障人权，不一定能够在文化领域真正实现“良法善治”。

第四，“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的存在形态不同

法治文化的存在形态，主要是思想观念和理论学术的历史描述总结、现实感受评判、未来分析预测，是历史与现实相观照、应然与实然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联系的一种文化样式和学理描述。

文化法制的存在形态，主要是对文化建设中的法制问题的现实观照，是立足于国家法制资源配置、法律制度完善和法制调控实效的一种政府行为和治理方式。

（李 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研究员）